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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动态
从周立波事件谈辩诉交易
来源: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7-05-17 18:35:31
       1月20日,周立波在美国长岛因涉嫌持有枪支、藏有毒品而被美国警方逮捕,随后,周立波在缴纳了5000美元保释金后获得保释。1月23日晚间,周立波在微博发声, 先是对其引发的事件和骚动致歉,并再次自陈清白,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私德建设,摒弃自小养成的玩枪舞棍习气。至于黄赌毒,本人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感兴趣”,更表示“事实和法律将还我清白”。周立波在被捕的同时就面临了四项指控:1、非法持有违禁药品七级罪名;2、非法持有武器二级罪名;3、非法持有枪支二级罪名;4、开车时打电话。就以其中携带武器罪来讲,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二级指控罪名成立,周立波将面临至少3年半的刑罚处罚。
        然而,获得保释后的周立波视乎还显得蛮轻松的,因为要使罪名成立,检察官需要掌握足够多的证据,而只要在最后判决之前,如果周立波的律师能和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plea bargain),那么也许用不到开庭,检察官就可以取消之前高等级的指控,而改成其他比较轻的惩罚,如此,周便能逃过牢狱之灾,这种可能性甚至还很大。

我们不去细究这位表演大师的陈词和品行,因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本文单就具有英美法特质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简要介绍。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为什么要实行“辩诉交易”?这是一个包含经济学和法理学的议题。在经济学中有所谓边际成本的概念,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边际成本。“辩诉交易”对检察官的价值在于处理很多疑难案件中想要获取充分有力的证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诉讼成本十分高昂,而诉讼收益相对较低,且存在着诸多诉讼风险,即使检控官掌握了确凿证据,庭审结果也往往晴雨预料。此外,刑事犯罪,特别是轻罪案件呈现汹涌澎湃的发展趋势,吸食大麻和轻微伤害案件飙升,司法资源捉襟见肘,程序设计繁冗复杂,检察官、法官疲于奔命,刑事审判体系有濒临崩溃的危险。如对每一个案件都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处理,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都无法负担的。而采用“辩诉交易”则可以用较低的费用,宽松的证明规则较好地平衡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规避诉讼风险,实现程序分流,减轻办案压力。但它的边际成本在于要部分丧失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坚持,在本应执着于追寻“真相”的控辩博弈中因为“辩诉交易”而使得双方相互妥协,让真相与虚幻、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变得模糊,侵蚀了制度的光环。

       从被告的角度来讲,选择“辩诉交易”可以获得程序和实体上的“实惠”,程序上被告可以免于遭受严厉的强制措施,免遭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案件能够以最快的节奏得到处理;实体上辩诉交易可以让被告人避开较重的刑罚,对认罪者可以减轻处罚,甚至免于起诉。相反,如被告人始终顽固抵抗,拒不认罪,那么结果可能就是被告人因认罪态度差而被严查,最后定了较重的罪刑,这当然是最不“经济”的结果。但它的边际成本就是被告可能会含冤:如果所控罪行较轻,被告通过“认罪”来换取缓刑,从而尽快得到释放,在此情况下被告付出的成本就是通过正常程序可能被洗刷掉的罪名。
       当然,站在理性人的角度来讲,“辩诉交易”是一种理性的对价组合(罪刑减轻,成本降低),它使控辩双方达到了一个纳什均衡。在这个纳什均衡点上,对于处于控方的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可以在有罪证据不够足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并大幅度降低坚持追查疑难案件所需要花费的大量纳税人的钱,大幅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增加了对有罪者的定罪率;对于被告方来说,一方面可以避开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遭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加速案件处理进程,此外,通过认罪,被告锁定了自身可能招致的刑事处罚的不确定性,起到了兜底的效果,控辩双方都避免了预期损失,这种结果即是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双赢,也就是互利。正是基于“辩诉交易”有边际成本低,占用司法资源少,案件处理效率高且相对公正的优点,美国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诉讼交易或辩诉协议解决的,这意味着只有1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庭审解决的。典型案例如某州诉罗杰克案等。虽然这个制度本身存在较多非议,对于具有“正义洁癖”的人来讲无法接受,但不可否认,在办案成本高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实面前,“辩诉交易”实在是无法或缺的“必要之恶”。
 
      “辩诉交易”作为托体于英美法系的产物,在大陆法系国家是否也能生根发芽呢?自1980年以来,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为了应对诉讼案件飙升、法庭运转失灵的突出问题,纷纷在司法实践中移植辩诉交易制度。同时出于对检察权僭越、司法腐败的担忧,这些国家在具体实施时往往非常小心谨慎。以意大利为例,1988年新《刑事诉讼法典》确立辩诉交易程序。新法禁止控辩双方在定罪领域进行交易,将辩诉交易的空间牢牢限制在了量刑的范围;其次,赋予法官审查监督权,强化辩诉交易的司法控制。再如德国,这个曾长期被比较法学家誉为“没有辩诉交易的国度”。自1970年代以来,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悄然发展出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做法。因为缺乏法理根据,参与者皆秘而不宣。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作法变得越来越普遍,也渐渐渗透到重大案件中。1982年,一位律师在报纸上匿名发表文章,披露交易实践的存在,引发轩然大波。
在我国,“辩诉交易”也在近几年开始诞生萌芽,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南京等18个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现已到期。2016年8月29日,最高法、最高检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下称草案)提交人大会审议,根据草案,我国将在先期开展了速裁的18个城市继续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这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视为中国版本的“辩诉交易”。
        试点认罪认罚的案件应满足以下条件: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轻微刑事案件在程序上可以通过速裁、简易程序得到迅速的处理,同时优先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将被告人认罪认罚确定为独立的从轻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至30%,充分体现量刑激励。从而实现对轻微犯罪的程序从简、实体从宽,达到案件分流控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目的。

笔者观点: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在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刑案处理方式,其本身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这是一个博弈后的产物。追求真相,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本该是司法职业人员的神圣追求,然而当绝对正义在现实中难以寻觅时,退而求其次的相对正义或许才是我们更应该珍视的。当然“辩诉交易”就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无有好坏,只见人心。这个制度本身是基于理性人思考后做出的边际成本最小的选择,但是它的漏洞很多,而这些漏洞都是对人性和职业操守的考验,比如“辩诉交易”可能会滋长司法腐败,可能会助长刑讯逼供,可能会产生同案不同判等等。但这都不应当成为我们因噎废食而拒“辩诉交易”于千里之外的理由,如何扬其善而避其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权力制约来将“辩诉交易”的副作用降到最低,使之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体制高效运转的润滑剂,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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