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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应考量社会效能 ——评“鹦鹉案”
来源: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7-05-18 13:18:24
       近日,深圳的王某因被法院认定出售两只鹦鹉(既遂)和意图出售45只鹦鹉(未遂),从而构成非法出售珍贵、频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因为媒体的报道,又引发广为关注,被认为是一起违反常识的荒唐判决。
法律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法律分析:
         客观的说,如果王某所为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体系之下,法院的判罚并未超出必要的限度,在量刑上也是最低的限度。王某所出售的鹦鹉属于国家保护的二级保护动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售6只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出售10只以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王某出售2只,依法应当在5年以下判处徒刑或拘役,出售45只,依法应当在10年以上判处有期徒刑。本案中王某出售45只属于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减轻处罚的,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下一个量刑幅判处刑罚。在现有规定下,法官即便在同情、理解王某,也只能在5年以上十年以下对王某判处刑罚。法官最终对王某判处5年有期徒刑,不是有些媒体所说是顶格处理,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轻的处罚。至于有人所称王某所出售的鹦鹉属于家养的,不应当认为是野生动物。在最高法解释中,已经明确把驯养繁殖的动物明确规定了同属于“珍贵、频危野生动物”,也不成其为法官不认为王某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再轻处罚的理由。
思考:
既然判罚没有法律适用上的错误,那么为何会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最高法解释未考量社会效能,导致判决结果与社会公众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导致很多人难以认可和接受 。
从最高法解释看,我国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惩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入罪门槛低。没有数量和金额的限制,只要实施了非法猎捕、杀害、运输、收购、出售的行为,不论数量及金额都构成犯罪;(2)加重处罚标准低。按高法解释,基本上属于二级保护动物的,数量在十只以上都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徒刑,对运输、收购、出售动物制品的,金额在20万元以上也将面临十年以上刑罚;(3)把“驯养繁殖的”与“珍野生的”同等对待,在一定意义上有违野生动物保护的初衷。这也才会出现前段时间“河南大学生掏鸟案”十只鸟十年有期徒刑,今有深圳王某出售鹦鹉五年有期徒刑。
       一味地严刑峻法并不能完全达到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妥善保护,更多的应依赖社会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构完善。再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更多是出于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完全可以考虑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相对降低自由刑的处罚,以不致出现“人不如动物”的荒唐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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