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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落马官员背后的律师:为官员辩护的那些事儿
来源: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7-05-17 15:17:30

        最近连续审理的刘志军贪腐案、雷政富涉嫌受贿案,让站在“贪官”们背后的人—— 辩护律师,频频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头顶名律师的光环,背负“为坏人洗白”的骂名,在见证法制进步的同时也目睹了人性的贪婪和监督制度的欠缺。为贪腐官员辩护,注定是门并不轻松的营生,正如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曾经所言,“就像一瓶酱油、一瓶醋、一瓶糖、一瓶盐,‘哗’全倒在一起,加热了以后,你喝下去是什么味道?你很难说它很甜或者很咸了 ,恐怕是各种滋味在心头。”

  近日,记者采访多位律师,听他们讲述为贪腐官员辩护背后的那些事儿。

  第一次会见时,雷政富也很警惕,即使是家属委托,并不意味着官员也认同律师的作用,甚至会担心律师是“双面间谍”。这时,就要想办法和他沟通、交心,让他谈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松警惕,形成有效合作。

  大多数官员在案发前“相当不懂法”……在外面是经济频道、政治频道,权力第一位,不敬畏法律,也基本不会和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打交道。进了看守所,就调到了法律频道,除了自己学法,也积极和律师打交道,毕竟侦查羁押期间只有律师能见。

  从会见到庭审,是官员和辩护律师的蜜月期。个别官员在服刑时会与其有书信往来。但总体来说,双方长期私交的很少。律师是在官员最潦倒的时候出现的 ,事情过去了,不会主动愿意去揭伤疤。

  ——律师鲁磊

  有个官员第一次会见时谈话的重点是,让我转告他的孩子,要适应从云端到地面的生活,不管别人热情与否,都要泰然处之,适应世态炎凉。

  为打发时间,涉案官员会要求律师帮忙带书,一批书看完看另一批。有的官员涉猎广泛,文史传记、宗教类书籍都会阅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官员喜欢读的书是《大英百科全书》。

  ——律师许兰亭

  为田凤山辩护收入500元

  从办案数量上看,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许兰亭在代理贪腐官员案件的律师中,是数得上的一位。

  这位祖籍山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现年50岁,已经在律师行业做了20年。2003年,他因为和钱列阳、张青松、李肖霖联手为刘晓庆辩护一举成名,被称作刑辩界“京城四少”之一,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此后,许兰亭代理了多起官员贪腐案件。

  “总共为六七个省部级官员提供过辩护,厅局级官员数不上来了。”许兰亭介绍,2005年他为黑龙江省原省长、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案辩护。此后,又陆续代理了原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受贿案,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案,青岛原市委书记杜世成受贿案,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受贿案等一系列高官贪腐案件。

  在上述案件中,除田凤山、王益、刘卓志的案件属于法院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以外,其余是家属委托。而在其代理的厅局级官员贪腐案件中,也基本都是家属委托。

  “律师的专业水平、政治素质以及沉稳成熟都是考量的标准。贪官的案件往往影响比较大,因此指派的往往是知名律师。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除非有出国或者生病等非常特殊的情况,既然找到你,一般都不能推掉。”许兰亭介绍,为贪腐官员辩护尤其是影响大、案情复杂的案件,投入的精力非常大。

  不过,接手这种法援案件相当于“免费打官司”,收入与劳动并不相称。

  许兰亭回忆,在为田凤山受贿案辩护时,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只有500元。2011年下半年,北京市财政局调整了法律援助补贴标准,不过依旧不高。为刘志军提供辩护的钱列阳律师近日曾对媒体表示,他和助理一共拿到1800元。

  对于家属委托的案件收费多少,许兰亭并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是表示费用也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高。理由是刑事诉讼法不以案件的标的收费,而且官员案发后财产被查封或没收了。而在此前的媒体采访中,被称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师曾表示,他在2003年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时收取的费用是5万元。“当然,也不都是这么低,否则连律师事务所都维持不下去了。”

  不久前在法庭上为雷政富辩护的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鲁磊,也是由当事人家属委托。“据说前后有近百个律师主动要为雷政富辩护,但雷的妻子就找到了我。”鲁磊说,此前他曾为重庆市綦江县原县委书记张开科受贿案、重庆市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刘健春受贿案提供辩护,这些经历加之当地对其的正面评价被当事人家属看重。

  案发后多求“坦白从宽”

  落马官员很少有被冤枉的,这一点,从案发后大部分官员都有坦白、悔罪、认罪这种情节能够看出。这也与最后的判决结果往往有很大关系。“主动交代案情”是律师的一个重要的辩护意见,也能成为法官在量刑时从轻的一个因素。

  以许兰亭代理的几起官员贪腐案为例,关于田凤山的判决结果是:“鉴于田凤山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胡楚寿的判决结果是:“鉴于胡楚寿能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且大部分赃款于案发前退还,其余赃款也已被追缴,对其可依法从轻处罚”。

  “甚至有的官员上来就认罪,重庆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刘健春就是这样。进去后第一天就交代出与十多家广告公司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受贿金额涉及200万元。”鲁磊回忆。

  不过也有例外,“张开科就不这样,面对指控明显有抵抗情绪。”鲁磊记得,庭审时公诉人问张开科收受的10万元是在哪里进行的。张开科回答“不记得了”。公诉人说,“你每个月只有1000元的收入,一下子收到10万元,会记不得在哪里发生的事情?”张开科用重庆话回答,“你这个人很扯,法律什么时候决定记不得构成犯罪了?”

  曾经在2003年为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辩护的律师王亚林也记得,对于自己的罪行,王怀忠自始至终不承认,按照他对法律的理解,就算不是疑罪从无,最起码也是疑罪从轻。比如王怀忠案件中涉及到的一笔200万元的索贿,王怀忠认为全部是捏造,不是事实。按照卷宗中的材料看,这笔是可以定罪的 ,王怀忠始终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比较固执。

  “一般官员都有坦白的情况,提供一些组织上没有掌握的东西。个别有不认罪的,多是对指控的金额异议较大。有些款项他们认为是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许兰亭说,还有些款项则是官员和行贿者之间有借条存在,控辩双方在如何定性上会有分歧。按照以往的经验,法院将对借钱原因、数额、用途、没有归还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考量。

  鲁磊说,雷政富一案即是如此。雷政富被控涉嫌受贿316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300万元在控辩双方之间颇有争议。因为有借条存在,究竟是企业间借款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这笔钱的性质将关系到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

  媒体报道称,庭审过程中雷政富当场翻供,称其“之前向纪委交代的材料失真”。综合几名为贪腐官员辩护的律师的观点,这在涉案官员“过堂”时并不常见。

  看守所里“迟来的补习”

  “会见难”、“调查难”、“取证难”是刑辩律师执业的“三难”问题。在为涉案官员辩护时,刑辩律师有时也会遇到上述问题。在许兰亭以往的经历中,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会见一般不存在困难。不过,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专案,其会见难甚至一直到审查起诉阶段都存在;而且不能单独会见。

  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新刑诉法的立法精神是,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不经许可直接会见为原则,经许可会见为例外。律师携带三证(指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当事人委托书)到看守所申请,正常情况下都给予办理。

  不过,涉案50万以上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雷政富案属于此种情况。

  “向重庆市检察院交了会见申请,没几天就给批准了,也能看出公诉方的自信。”鲁磊介绍,春节前两天允许见了雷政富一次。直到开庭前,他一共会见了9次。

  跟其他涉案官员一样,第一次会见时,雷政富也很警惕。鲁磊说,即使是家属委托,并不意味着官员也认同律师的作用,甚至会担心律师是“双面间谍”。这时,就要想办法和他沟通、交心,让他谈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松警惕,形成有效合作。等到第二次会见时,雷政富就明显和颜悦色了。

  对于许兰亭来说 ,这样的情况也不止一次遇到。“官员的素质一般很高,对律师很客气,说话也很文明。有的对起诉书不满,一上来就很愿意谈案情,讲自己不认罪的理由。有的悲观失望,觉得请不请律师无所谓了。家长里短天文地理地随便聊一聊。”许兰亭记得,有个官员第一次会见时谈话的重点是,“让我转告他的孩子,要适应从云端到地面的生活,不管别人热情与否,都要泰然处之,适应世态炎凉。”

  进入看守所后的日子单调,很多官员是学者出身,喜欢看书。“这个爱好也是最容易实现的 ,”许兰亭说,“为打发时间,涉案官员会要求律师帮忙带书,一批书看完看另一批。有的官员涉猎广泛,文史传记、宗教类书籍都会阅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官员喜欢读的书是《大英百科全书》。”

  用鲁磊的话说,大多数官员在案发前“相当不懂法”,在看守所里普遍都要学习法律,至少会钻研子自己涉嫌的那个罪名的条款。“在外面是经济频道、政治频道,权力第一位,不敬畏法律,也基本不会和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打交道。进了看守所,就调到了法律频道,除了自己学法,也积极和律打交道,毕竟侦查羁押期间只有律师能见。”在鲁磊看来,这是令人遗憾的“迟来的补习”。

  据鲁磊介绍,雷政富也在羁押期间认真学习了刑事诉讼法。“法庭上公诉人谈到,录音录像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证据。雷政富就当场喊道,‘是’,但多的他讲不出来。我就表扬他,说‘你在看守所学了法,学得不错,’气氛轻松下来。”

  除了学习法律外,雷政富还很关心北碚区的发展。与律师会见时,他主动提起要2012年北碚区的商品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以了解2012年北碚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庭审前最后一次会见时,辩护律师带给了他。

  由于雷政富患有呼吸急停症,和他同处一室的6个在押人员,两个人分成三组,每组8小时对他进行看护,确保不能出事。看守所还备了三台呼吸机,防止发生意外。

  省部级官员基本不上诉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许兰亭介绍,对于像高官贪腐等大案要案或者比较敏感的案件,法院都会提前更长一段时间通知。开庭前,辩护律师会跟涉案官员沟通辩护思路、庭审的程序以及其享有的权利。无罪辩护、罪轻辩护是两种最常见的思路。以鲁磊代理的官员贪腐案件为例,包括雷政富案件在内,基本都是无罪辩护。

  官员很注重庭审时的形象,多是“自由着装出庭”,有的还会让律师把特定衣服带到看守所。梳理许兰亭参与辩护的田凤山、胡楚寿案件的公开报道会发现,田凤山在庭审时“身着深色西服、白色衬衣配黑领带”;胡楚寿身穿黑色夹克服、白色衬衣。

  许兰亭回忆,他参与辩护的大部分贪腐官员案件,当事人都没有穿号服。有人也因此与其他当事人对比,认为这是“落马贪官的特权”。对此,许兰亭认为,中国并无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时的着装。但是,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犯罪嫌疑人有决定如何着装的自由。“不管什么人,都不应该穿号服”。

  在许兰亭印象里,由于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本身争议不大 ,他参与辩护的大部分贪腐官员案件的庭审大约为一天。鲁磊参与辩护的雷政富案件庭审为7个小时,最长的一个是为张开科辩护,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的凌晨。

  因为时长只有3个半小时,6月9日进行的刘志军庭审惹来争议。辩护律师钱列阳给出的解释是此前经过了庭前会议。

  根据媒体报道,临被带出法庭时,刘志军强调,“相信法律能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不会上诉”。

  许兰亭说,当判决结果下来时,他会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他参与辩护的省部级官员基本上被判无期或者死缓,都没有上诉 。“除非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他们会觉得这个结果已经可以接受了。”相对而言,厅局级的官员上诉的情况比较多。

  案子完结之后,辩护律师与官员之间多不会再联系。“从会见到庭审,是官员和辩护律师的蜜月期 。”鲁磊说,个别官员在服刑时会与其有书信往来。但总体来说,双方长期私交的很少。“律师是在官员最潦倒的时候出现的,事情过去了,不会愿意去揭伤疤。”

  当然,也有个例存在。比如,曾经为陈希同贪污罪一案辩护的律师王耀庭,后来成为陈的私人顾问。

  头顶光环,身背“骂名”

  在许兰亭看来,只要当事人最后得到了恰当地处理,比如有的人经过努力辩护没有被判处死刑,或者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经过律师的辩护,法院撤销了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都是一个胜利,不能简单地以无罪 、有罪来区别。

  接受媒体采访时,田文昌也说,“如果每一个律师做辩护的时候,辩一个无罪一个,那说明检察机关都是吃干饭的。”

  作为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委托人争取最大豁免。但一不小心,会剑走偏锋。曾经为成克杰、李纪周辩护的北京著名律师张建中就因在为原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霍海音辩护过程中,因伪造证据罪被判刑两年。

  更大的挑战还有民意的指责。“贪官的帮凶”、“为坏人辩护”等说法多年来一直围绕在为贪腐官员辩护的律师周围。安徽律师王亚林在被增补为合肥市政协常委表决的时候,就有老同志投反对票,认为这个人专门为贪官辩护,怎么能够做政协委员。

  在刘志军案辩护律师对外公布后,钱列阳收到私信:给这样的人渣做辩护,你本人就是人渣。对于雷政富案件的辩护律师,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说“总是有这么多没人性的畜牲”。

  一边是沸腾的民意,一边是需要恪守的职业道德,这群特殊的刑辩律师们至今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一旦接手这样的案子,就排除一切干扰,争取把它办好。”许兰亭说,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但是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简单。与早年的官员贪腐案相比,最近的类似案件除了突发事故、受到牵连、体制内的常规检查等原由以外,网络反腐成为一个新的反腐利器。比如,雷政富一案正是因性丑闻视频从网上发酵,致其66小时倒台,引来网民喝彩声一片。

  “但法律最终不能裹挟民意、政治等因素 ”。许兰亭说。

  文/

  律师眼中的贪官——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59岁现象”是个伪命题

  深圳律师王荣利历时七年完成了民间第一份反腐数据量化统计及分析,见之于七万多字的《中国反腐败报告》。他依据公开信息对530例腐败犯罪案件(绝大部分2000年以后案发)归纳出了一些规律和特征,未见权威,但也非妄言。

  一、官员腐败逐渐呈现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案情越来越复杂、犯罪手段越来越专业的趋势。官员腐败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土地、工程、产权和人事,前三者都是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共同的规律是涉案金额大 、定价复杂、容易权力寻租、查处阶段取证非常困难;处级实权部门负责人以及正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党政部门正副职主要领导干部,司法、执法、金融、国企主要负责人,都是腐败犯罪大案要案高发的领域和职位。

  二、受贿罪占到所有官员腐败案件的82%,排名第一,其次是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分别占到近20%,其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大案要案或者高级别领导干部中所占比例较高。绝大多数贪污、受贿的官员,都数次甚至数十次进行贪污犯罪或大肆收受贿赂,许多人犯罪时间长达数年,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的犯罪时间跨度达11年之久。

  三、腐败与官员的年龄关系并不大 ,腐败官员案发时的年龄集中在40~59岁之间,占总人数的81%,所谓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都是伪命题。官员腐败案的案发原由包括:举报;体制内的常规性检查,比如审计、财产申报;意外事件,比如情妇日记;受到牵连,拔出萝卜带出泥;权力斗争,一派打倒一派;突发事故,查处中发现经济问题。

  从“为贪官辩护”的角度来分析,王荣利总结了许多律师在辩护中有以下特点:在辩护策略上,特别重视罪与非罪问题;对于一些“疑罪”,会选择量刑较轻的罪名辩护;对于多次贪污、受贿或者接受多人、多单位受贿等犯罪,会就某次犯罪或者接受某人的财物提出质疑,以减少涉案金额或者犯罪次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提出质疑,以达到否定某次犯罪行为或者某笔交易减少涉案金额等 。

  王荣利还指出,律师的辩护大多都还只是“就事论事”,很少有人把某个贪官的个案放在目前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探讨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 、体制因素。他认为,一个好律师,不仅要能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且还应该能够为社会指点迷津,促使社会进行反思。据《南方周末》记者 朱艳丽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原标题:落马官员背后的律师:为官员辩护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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